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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在经常议论时政而为政府另眼相看的法学家贺卫方先生也是个“钱粉”,当贺的粉丝问他,他与钱的处世方式竟如此不同时,他辩护道:

若论及钱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担当,他在文学及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已经是光照千古了。按照约翰逊博上的说法,“卓越的智慧禀赋,才是至高无上的福祉;每一个国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国内文学家的成就与尊严上面。”
  
至于政治的成败优劣,我想,还是更多地让政界以及从事攻冶法律研究的学界来承担责任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34322.shtml
费皖《我的叔叔费孝通》记录的费孝通自述:
  
  我十岁时,全家搬到了苏州。那时候我的身体瘦弱,经常生病,妈妈怕我转到新学校后会受到同学欺负,就把我送到她的朋友王季玉开办的振华女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上学,她认为女同学一定不会像男同学那样喜欢欺负人。王季玉校长是美国留学生,学生物学的,回国后从母亲手里接过这所学校,当了校长,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一辈子。这个学校在苏州很有名,教育质量很高,现在著名的物理学家何怡贞、何泽慧姐妹,是比我低一班的同学,女作家杨绛,则是我同班同学。
  
  提到杨绛可以多说几句。我和她同学的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她嫁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在清华和我也同过学,那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写文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我同钱氏夫妇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前几天杨绛还来医院看过我。记得解放初期,乔冠华要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就推荐钱钟书担当了这个工作。后来他又和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一起搞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大概是因为有这一段翻译毛选和诗词的经历,钱钟书夫妇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钱钟书夫妇都是写文章高手,我更喜欢杨绛的散文。但是她的写法和我不同,我的散文里有“社会学”,所以我一生虽然写了不少文章,得到一些人称赞,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但是始终没有进入文学的圈子里。
  
  有意思的是,后来居然有人出版我的散文集,要把我拉进文学圈子。他们已经出版了杨绛和钱钟书的集子,又想到要出我的。说起来有趣,我跟杨绛、钱钟书都同过学,而且跟杨绛很要好。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有人把我们三个人的文章放在一起出版,想想很妙,如果把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好玩。
  
  
  散文集编好后,出版社要我写篇序言,当编者来取序言稿子的时候,我跟他说,写编后记的时候,可以把杨季康(杨绛)是我的女朋友和我推荐钱钟书替我去搞毛选英文翻译这两件事写进去。这事钱先生一直不知道。我想,我们三个朋友之间过去的一段经历,经过了几十年,快到谢幕的时候又被一套散文集“捆”到了一起,也算是有缘分。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篇散文,但是像我们这样三个人合起来的散文,就更有意思,更好看了。
  
  编后记写好后,我要作者拿给杨绛看。后来杨绛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她不希望说出当年的事情。其实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想把这段历史结一结“账”,说出来,都是事实,又是好事,有什么不好说的。当年我和她是好朋友,后来她跟钱钟书结了婚,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我也没在意,也没对钱先生有什么不满。我对他一直很尊敬,推荐他搞毛选的英文翻译就是证明。杨绛在这个事情上超脱不出来,还纠缠在里边,这对她的心情和健康不利。但她有她的想法,不能勉强,听她的就是了。
  
  我看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境界,就是超脱出来,能够通过别人的看法来增加对自己的了解。最后还是要自己看自己,看出在历史里边活动着的“我”,看出了点名堂,笑一笑,觉得很妙,如果再把妙在什么地方说出来,那就更妙了。
  
  1998年末,钱钟书病逝。我原来想在《费孝通散文》的编后记中写出当年我和他们两人的交往,表达出历史的妙处,可是没有“妙”出来。有妙处,却没有妙出来,看来我对别人的了解还不够。这也是我应该检讨的地方。这一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多,过去的没有走,现在的又来了。这件事没有如我所愿,想想为什么,也很有意思。
语鸿提供的资料真的很好看!!!应该说钱的圆滑是属于看透世事的智慧,我辈不及啊!!!还愤青真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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